20余所学校、400多名教师,在闵行这所学校沉浸式学习了一天……
20余所学校、400多名教师,在闵行这所学校沉浸式学习了一天……
20余所学校、400多名教师,在闵行这所学校沉浸式学习了一天……今年是(shì)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,上海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(zhànchǎng),城市各处留下了当年的抗战历史遗迹(yíjì)。在“寻访上海抗战遗迹”系列(xìliè)稿件中,我们以建筑为线索来到历史现场,回望80多年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那些时刻。
《风云(fēngyún)儿女》的拍摄地是今天的国歌展示馆。剧本的主要创作者田汉住在山海关路(lù),聂耳在霞飞路家中完成谱曲。金城大戏院(dàxìyuàn)(今黄浦剧场)是《风云儿女》第一次放映的影院,首映后很多市民都会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了,这个(zhègè)旋律(xuánlǜ)从上海出发,传遍了抗日战场。如果有一条行走线路将这些建筑(jiànzhù)串联起来,就会看到一个讲述国歌诞生的完整故事,苏智良说道。
位于(wèiyú)苏州河北岸的(de)四行仓库(cāngkù)抗战纪念馆,游客们从各地来此(láicǐ)驻足参观,透过西墙上保留的弹孔与纪念馆内的史料图像,去想象1937年淞沪(sōnghù)会战的悲壮场面。身为上海历史的研究者,苏智良教授谈到上海的抗战旧址,表示四行仓库曾是重要的战场,也是历史记忆上不可替代的坐标。
上海四行仓库抗战(kàngzhàn)纪念馆
苏智良(sūzhìliáng)回忆,“我戴着安全帽去施工现场(shīgōngxiànchǎng)看过。展陈设计(shèjì)得非常出色,尤其是根据历史照片在西墙复原的大小弹孔。”从苏州河边看去,西墙上的弹孔与炮痕历历在目,坦然地向人们(rénmen)讲述那一段历史的存在。
在苏智良的心目中,上海(shànghǎi)还有更多的抗战遗址可以被发掘和保护。
苏智良在上海师范大学的(de)办公室中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
散落城市各处(gèchù)的抗日遗迹
“上海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,留有大量的遗址。”在(zài)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,苏智良指出,这些(zhèxiē)(zhèxiē)抗战旧址大致可以(kěyǐ)分为几类,包括发生过战斗的地方、难民安全区、集中营,以及承载(chéngzài)了革命文化的建筑与名人故居等。这些地方散落在城市的各处,如果将它们连接起来,八十多年前战火中的上海将会在眼前浮现。
“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”旧址铭牌仍然提醒着(zhe)人们它昔日的历史(lìshǐ)
虹口区的四川北路2121号曾是“日本海军特别(tèbié)陆战队司令部”旧址,1937年8月14日,张治中(zhāngzhìzhōng)率军进攻10天,仍未能攻克。如今,这座五层楼高的钢筋混凝土大楼建筑看起来已经无声融入(róngrù)了城市的日常生活,墙边的一块建筑铭牌仍然提醒着人们(rénmen)它昔日的历史,苏智良说,对比战时拍摄的照片,曾经的瞭望台现在只留下钢骨架子,此外保存(bǎocún)完好。“在罗店、杨行、真如、杨树浦(yángshùpǔ)等(děng)地方还有很多像这样(zhèyàng)的旧址。”在苏智良看来,作为战争的见证和物证,这些承载着痛苦记忆的建筑也应该被保存下来。
霍山公园内立着一块题为“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居住区(jūzhùqū)”的中、英、希伯来(xībólái)三种文字纪念碑。
上海抗战期间曾有(yǒu)两处大型的难民安全区。一处是以霍山公园为(wèi)中心的无国籍难民收容区,二战时期,曾有三万犹太人在这里避难。
在城隍庙大殿避难的(de)难民
而在上海(shànghǎi)城隍庙地区,还有另一处不太为人所知的(de)(de)(de)安全区。苏智良告诉记者,1937年11月,在今天(jīntiān)人民路与方浜中路连接的地方,法国人饶家驹建立了一个难民安全区,一直到1940年6月30日,这块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建有130个收容所,前后保护了至少30万中国难民。今天,从城隍庙的山门(shānmén)走进去,右侧(yòucè)有一块“上海南市(nánshì)难民区纪念碑”。2017年,纪念碑在苏智良的提议下设立,而在《上海拉贝:饶家驹》一书中,他记录了这个难民区的历史和重要意义。二战时(zhànshí)期,南市难民区的成功模式推广到了南京、汉口、广州,乃至法国、德国,并最终推动了1949年《日内瓦第四公约》的订立(dìnglì)——该公约确立了战时平民保护原则。
上海(shànghǎi)南市难民区纪念碑。澎湃新闻记者 钱雪儿 图
“有196个国家签订了《 第四公约》,其中(qízhōng)包括我们中国。所以在上海曾有大量的(de)收容所(shōuróngsuǒ),譬如梧桐路(lù)的天主教堂、城隍庙(chénghuángmiào)的大殿、福佑路清真寺、人民路小世界游乐场,其中比较好的建筑都被保留了下来,但一般的市民不太知道。”苏智良认为,今天的人们也应该去了解这些散落于城市中的抗战历史。
除了安全区(ānquánqū)和收容所外,触目惊心的(de)集中营也不容遗忘。“我们做过一个调查,日本军队在上海建立了20多个集中营,关押战俘、外侨等,这些(zhèxiē)往往都(dōu)是著名的建筑,譬如徐家汇圣母院(今上海老站列车餐厅)、上海中学的龙门楼——它的主楼曾是上海最大的日军集中营。市西中学、上海社会科学院(shèhuìkēxuéyuàn)大楼、四川北路的大桥大楼——曾经是日本的宪兵队司令部大楼,关押了很多盟军(méngjūn)战俘。”苏智良说,这些重要的建筑仍在,但是(dànshì)其中(qízhōng)的历史却少为人知,“是不是可以多花点功夫,把这些故事传到年轻人的耳朵?”
金城大戏院上映《风云(fēngyún)儿女》时的广告
建筑从不同维度勾连出上海的(de)抗战史。苏智良指出,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大量的抗战文艺作品(wényìzuòpǐn)在上海诞生,这些作品的诞生地,也应该被视为上海抗战史的一部分(yībùfèn)。
“大家都知道《风云儿女》这部(zhèbù)有里程碑意义的(de)电影,它的拍摄地是(shì)今天的国歌展示馆。剧本的主要创作者是田汉,他的故居在山海关路。夏衍(xiàyǎn)对这个剧本进行了(le)修订,现在(xiànzài)夏衍故居纪念馆也已经开放。聂耳当年住在霞飞路(今淮海中路1258号),看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词非常激动,所以就在淮海西路的家中完成了谱曲。在百代公司,袁牧之 、金山等七人小分队共同努力灌制了第一张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唱片(chàngpiàn)。”
苏智良说,如果有一条城市行走路线将(jiāng)这些建筑串联起来,就(jiù)会看到一个讲述国歌(guógē)诞生的完整故事。“金城大戏院(今黄浦剧场(jùchǎng))是当年《风云儿女》第一次放映的影院,首映(shǒuyìng)三天后,很多市民都会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了,‘七七事变’以后,这个旋律从上海出发,传遍了抗日战场。”
百代小楼位于徐汇区衡山路811号,是一幢(yīchuáng)砖木结构的法式小洋楼,1921年,法国东方百代公司在(zài)此设立(shèlì)唱片(chàngpiàn)厂,开启中国(zhōngguó)首条唱片生产线。2021年5月,百代小楼经过全面修缮后正式对外开放。2025年4月30日,在《义勇军(yìyǒngjūn)进行曲》首次灌制90周年之际,百代小楼作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灌制地纪念馆完成全面展陈升级,正式向公众(gōngzhòng)开放。在整整三层的纪念馆里,不仅讲述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诞生,还介绍了中国流行音乐与唱片文化的发展。
“我们说建筑是(shì)凝固的音乐,它也是凝固的历史(lìshǐ)”,苏智良认为,百代小楼完好地保存并展示了自己的历史。
而在(zài)嘉定西云楼(yúnlóu),按(àn)原貌迁建的杜公馆也是一座与抗战史有关的纪念馆——淞沪(sōnghù)抗战时期,杜月笙(dùyuèshēng)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,成立了战场(zhànchǎng)救护队和急救队,还为淞沪抗战的中国伤兵(shāngbīng)提供了救助。始建于1926年的杜公馆原址(yuánzhǐ)坐落于黄浦区宁海西路236号,2000年,因修建延中绿地,原址拆迁。“当时有有心人把杜公馆买下,把每一块砖、每一个木梁都编号记录下来,在嘉定重新恢复建造了一个西云楼,里面的陈设完全是按照原样。”苏智良说。今年4月,西云楼杜公馆已正式对外开放。
中央特科机关(jīguān)旧址纪念馆
上海也曾是(shì)二战时期情报站(qíngbàozhàn)的(de)(de)中心城市,许多(xǔduō)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就隐匿在今天的城市建筑里。例如位于静安区武定路上的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,向公众介绍了抗战中的隐蔽战线。在山阴路的鲁迅故居附近,有一处尾崎秀实旧居,他曾在上海帮助(bāngzhù)掩护了许多中国左翼人士。1930年1月,被誉为“红色谍王”的佐尔格来到上海,为共产国际搜集情报。“他第一个住的地方是华懋饭店,现在的和平饭店北楼,后来到了西藏中路上的青年会大楼 ,在这幢楼里有过许多故事。佐尔格也经常去尾崎秀实那里和他们讨论,甚至于住了下来(xiàlái)。一位(yīwèi)叫张文秋的女干部配合(pèihé)佐尔格工作,她最(zuì)隐秘的一个据点(jùdiǎn)是在武康路333路,那是一个别墅区,里面有佐尔格小组最隐秘的电台……”若是跟随苏智良潜入(qiánrù)抗战的历史,或许会发现,平时路过的建筑里都有跌宕起伏的过去。
在苏智良看来,上海还有(háiyǒu)(háiyǒu)很多值得建成纪念馆的(de)抗战遗址。“比如能不能考虑在上海南市找一幢房子,去讲述上海安全区的故事?”他说,在安全区的背后,不只是饶家驹,还有各方人士的合力,讲述安全区的故事,也是讲述这些人的努力和心血——应该(yīnggāi)被更多的人看到。
留下“上海安全区”的战争口述史迫在眉睫(pòzàiméijié)
谈到上海安全区,苏智良的(de)(de)脑海中又浮现出很多(hěnduō)人物,“当时江苏省委全力协作饶家驹救助难民(nànmín),其中有女特工黄慕兰、地下党员潘大成——他是饶家驹的学生,后来受饶家驹委托接管了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的工作,还有后来担任(dānrèn)上海市长的曹荻秋、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栋也参与了安全区的工作。”
2015年,苏智良教授与电台记者金亚采访98岁的周克先生,了解地下党(dìxiàdǎng)参与上海安全区(ānquánqū)的往事。
周克(zhōukè)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第二任主任,为安全区的营救工作做出了(le)很多贡献。2015年,苏智良去采访过他。2020年,103岁(suì)的周克在上海去世。如今仍健在(jiànzài)的抗战亲历者越来越少,在苏智良看来,当务之急就是用口述史的方式去记录他们的故事。
“10年前,我们团队就寻找到十几个上海(shànghǎi)安全区的难民,最年长的90多岁,最年轻的也有80多岁,那时他们讲述了被救护的故事(gùshì),10年以后,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了。”苏智良呼吁,应该在保护上海“南市(nánshì)安全区”历史建筑(jiànzhù)的同时,及时保存难民幸存者的口述实录等珍贵遗存。“比如地方志办公室、党史办公室、各种文化事业的文物(wénwù)研究所等,可以去寻访一些老上海抗战的幸存者,看看他们能(néng)不能讲述一些抗战的故事,把这些记录下来。”苏智良说,这些口述记录可能(kěnéng)是一个人的故事,也可能是一个企业、一幢房子(fángzi)的故事。
苏智良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“慰安妇(wèiānfù)”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。从1991年开始,苏智良和妻子陈丽菲教授在全国(quánguó)范围内系统研究并援助慰安妇幸存者(xìngcúnzhě)群体,为仍然在世的老人们记录口述史。
“有限的档案不(bù)可能记录大(dà)量的人生故事。有些历史的细节,随着当事人的离去,可能就淹没了。所以过去,我采访过好多这样的人。”苏智良(sūzhìliáng)认为,收集这样的资料迫在眉睫。他(tā)还曾采访过参加了“东京大审判”的中国代表团成员、当时担任(dānrèn)助理检察官的高文斌。“大约20年前,我和我的学生去采访他,记录了当时他从上海被遴选(línxuǎn)到东京的过程,讲述他如何(rúhé)工作、如何寻找证据,铁板钉钉地把那些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。”苏智良说,高文斌是当时代表团里最年轻的一位,也(yě)是最后一位“东京大审判”的全程亲历者(qīnlìzhě),2020年,99岁的高文斌在上海去世。
上海是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(de)重要城市,审判地位于虹口区提篮桥监狱。如今(rújīn),这座曾经的“远东第一监狱”已整体搬迁至青浦青东农场,原址不再具有监狱功能。搬迁以后,虹口提篮桥区域如何在(zài)尊重历史的同时推动(tuīdòng)城市更新?苏智良认为这值得关注。
“我们(wǒmen)通常说(shuō)中国近代史多少次对外战争非常屈辱,唯有抗战我们获得了胜利,所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再度复兴的(de)(de)一个重要的起点。所以我们今天缅怀先人先烈,去寻访抗战旧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”苏智良(sūzhìliáng)说,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天,寻访抗战旧址,我们能从中汲取能量,更坚定地走向城市的明天。
澎湃新闻记者 钱雪儿(xuěér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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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是(shì)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,上海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(zhànchǎng),城市各处留下了当年的抗战历史遗迹(yíjì)。在“寻访上海抗战遗迹”系列(xìliè)稿件中,我们以建筑为线索来到历史现场,回望80多年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那些时刻。
《风云(fēngyún)儿女》的拍摄地是今天的国歌展示馆。剧本的主要创作者田汉住在山海关路(lù),聂耳在霞飞路家中完成谱曲。金城大戏院(dàxìyuàn)(今黄浦剧场)是《风云儿女》第一次放映的影院,首映后很多市民都会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了,这个(zhègè)旋律(xuánlǜ)从上海出发,传遍了抗日战场。如果有一条行走线路将这些建筑(jiànzhù)串联起来,就会看到一个讲述国歌诞生的完整故事,苏智良说道。
位于(wèiyú)苏州河北岸的(de)四行仓库(cāngkù)抗战纪念馆,游客们从各地来此(láicǐ)驻足参观,透过西墙上保留的弹孔与纪念馆内的史料图像,去想象1937年淞沪(sōnghù)会战的悲壮场面。身为上海历史的研究者,苏智良教授谈到上海的抗战旧址,表示四行仓库曾是重要的战场,也是历史记忆上不可替代的坐标。
上海四行仓库抗战(kàngzhàn)纪念馆
苏智良(sūzhìliáng)回忆,“我戴着安全帽去施工现场(shīgōngxiànchǎng)看过。展陈设计(shèjì)得非常出色,尤其是根据历史照片在西墙复原的大小弹孔。”从苏州河边看去,西墙上的弹孔与炮痕历历在目,坦然地向人们(rénmen)讲述那一段历史的存在。
在苏智良的心目中,上海(shànghǎi)还有更多的抗战遗址可以被发掘和保护。
苏智良在上海师范大学的(de)办公室中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
散落城市各处(gèchù)的抗日遗迹
“上海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,留有大量的遗址。”在(zài)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,苏智良指出,这些(zhèxiē)(zhèxiē)抗战旧址大致可以(kěyǐ)分为几类,包括发生过战斗的地方、难民安全区、集中营,以及承载(chéngzài)了革命文化的建筑与名人故居等。这些地方散落在城市的各处,如果将它们连接起来,八十多年前战火中的上海将会在眼前浮现。
“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”旧址铭牌仍然提醒着(zhe)人们它昔日的历史(lìshǐ)
虹口区的四川北路2121号曾是“日本海军特别(tèbié)陆战队司令部”旧址,1937年8月14日,张治中(zhāngzhìzhōng)率军进攻10天,仍未能攻克。如今,这座五层楼高的钢筋混凝土大楼建筑看起来已经无声融入(róngrù)了城市的日常生活,墙边的一块建筑铭牌仍然提醒着人们(rénmen)它昔日的历史,苏智良说,对比战时拍摄的照片,曾经的瞭望台现在只留下钢骨架子,此外保存(bǎocún)完好。“在罗店、杨行、真如、杨树浦(yángshùpǔ)等(děng)地方还有很多像这样(zhèyàng)的旧址。”在苏智良看来,作为战争的见证和物证,这些承载着痛苦记忆的建筑也应该被保存下来。
霍山公园内立着一块题为“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居住区(jūzhùqū)”的中、英、希伯来(xībólái)三种文字纪念碑。
上海抗战期间曾有(yǒu)两处大型的难民安全区。一处是以霍山公园为(wèi)中心的无国籍难民收容区,二战时期,曾有三万犹太人在这里避难。
在城隍庙大殿避难的(de)难民
而在上海(shànghǎi)城隍庙地区,还有另一处不太为人所知的(de)(de)(de)安全区。苏智良告诉记者,1937年11月,在今天(jīntiān)人民路与方浜中路连接的地方,法国人饶家驹建立了一个难民安全区,一直到1940年6月30日,这块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建有130个收容所,前后保护了至少30万中国难民。今天,从城隍庙的山门(shānmén)走进去,右侧(yòucè)有一块“上海南市(nánshì)难民区纪念碑”。2017年,纪念碑在苏智良的提议下设立,而在《上海拉贝:饶家驹》一书中,他记录了这个难民区的历史和重要意义。二战时(zhànshí)期,南市难民区的成功模式推广到了南京、汉口、广州,乃至法国、德国,并最终推动了1949年《日内瓦第四公约》的订立(dìnglì)——该公约确立了战时平民保护原则。
上海(shànghǎi)南市难民区纪念碑。澎湃新闻记者 钱雪儿 图
“有196个国家签订了《 第四公约》,其中(qízhōng)包括我们中国。所以在上海曾有大量的(de)收容所(shōuróngsuǒ),譬如梧桐路(lù)的天主教堂、城隍庙(chénghuángmiào)的大殿、福佑路清真寺、人民路小世界游乐场,其中比较好的建筑都被保留了下来,但一般的市民不太知道。”苏智良认为,今天的人们也应该去了解这些散落于城市中的抗战历史。
除了安全区(ānquánqū)和收容所外,触目惊心的(de)集中营也不容遗忘。“我们做过一个调查,日本军队在上海建立了20多个集中营,关押战俘、外侨等,这些(zhèxiē)往往都(dōu)是著名的建筑,譬如徐家汇圣母院(今上海老站列车餐厅)、上海中学的龙门楼——它的主楼曾是上海最大的日军集中营。市西中学、上海社会科学院(shèhuìkēxuéyuàn)大楼、四川北路的大桥大楼——曾经是日本的宪兵队司令部大楼,关押了很多盟军(méngjūn)战俘。”苏智良说,这些重要的建筑仍在,但是(dànshì)其中(qízhōng)的历史却少为人知,“是不是可以多花点功夫,把这些故事传到年轻人的耳朵?”
金城大戏院上映《风云(fēngyún)儿女》时的广告
建筑从不同维度勾连出上海的(de)抗战史。苏智良指出,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大量的抗战文艺作品(wényìzuòpǐn)在上海诞生,这些作品的诞生地,也应该被视为上海抗战史的一部分(yībùfèn)。
“大家都知道《风云儿女》这部(zhèbù)有里程碑意义的(de)电影,它的拍摄地是(shì)今天的国歌展示馆。剧本的主要创作者是田汉,他的故居在山海关路。夏衍(xiàyǎn)对这个剧本进行了(le)修订,现在(xiànzài)夏衍故居纪念馆也已经开放。聂耳当年住在霞飞路(今淮海中路1258号),看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歌词非常激动,所以就在淮海西路的家中完成了谱曲。在百代公司,袁牧之 、金山等七人小分队共同努力灌制了第一张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唱片(chàngpiàn)。”
苏智良说,如果有一条城市行走路线将(jiāng)这些建筑串联起来,就(jiù)会看到一个讲述国歌(guógē)诞生的完整故事。“金城大戏院(今黄浦剧场(jùchǎng))是当年《风云儿女》第一次放映的影院,首映(shǒuyìng)三天后,很多市民都会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旋律了,‘七七事变’以后,这个旋律从上海出发,传遍了抗日战场。”
百代小楼位于徐汇区衡山路811号,是一幢(yīchuáng)砖木结构的法式小洋楼,1921年,法国东方百代公司在(zài)此设立(shèlì)唱片(chàngpiàn)厂,开启中国(zhōngguó)首条唱片生产线。2021年5月,百代小楼经过全面修缮后正式对外开放。2025年4月30日,在《义勇军(yìyǒngjūn)进行曲》首次灌制90周年之际,百代小楼作为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灌制地纪念馆完成全面展陈升级,正式向公众(gōngzhòng)开放。在整整三层的纪念馆里,不仅讲述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诞生,还介绍了中国流行音乐与唱片文化的发展。
“我们说建筑是(shì)凝固的音乐,它也是凝固的历史(lìshǐ)”,苏智良认为,百代小楼完好地保存并展示了自己的历史。
而在(zài)嘉定西云楼(yúnlóu),按(àn)原貌迁建的杜公馆也是一座与抗战史有关的纪念馆——淞沪(sōnghù)抗战时期,杜月笙(dùyuèshēng)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,成立了战场(zhànchǎng)救护队和急救队,还为淞沪抗战的中国伤兵(shāngbīng)提供了救助。始建于1926年的杜公馆原址(yuánzhǐ)坐落于黄浦区宁海西路236号,2000年,因修建延中绿地,原址拆迁。“当时有有心人把杜公馆买下,把每一块砖、每一个木梁都编号记录下来,在嘉定重新恢复建造了一个西云楼,里面的陈设完全是按照原样。”苏智良说。今年4月,西云楼杜公馆已正式对外开放。
中央特科机关(jīguān)旧址纪念馆
上海也曾是(shì)二战时期情报站(qíngbàozhàn)的(de)(de)中心城市,许多(xǔduō)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就隐匿在今天的城市建筑里。例如位于静安区武定路上的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,向公众介绍了抗战中的隐蔽战线。在山阴路的鲁迅故居附近,有一处尾崎秀实旧居,他曾在上海帮助(bāngzhù)掩护了许多中国左翼人士。1930年1月,被誉为“红色谍王”的佐尔格来到上海,为共产国际搜集情报。“他第一个住的地方是华懋饭店,现在的和平饭店北楼,后来到了西藏中路上的青年会大楼 ,在这幢楼里有过许多故事。佐尔格也经常去尾崎秀实那里和他们讨论,甚至于住了下来(xiàlái)。一位(yīwèi)叫张文秋的女干部配合(pèihé)佐尔格工作,她最(zuì)隐秘的一个据点(jùdiǎn)是在武康路333路,那是一个别墅区,里面有佐尔格小组最隐秘的电台……”若是跟随苏智良潜入(qiánrù)抗战的历史,或许会发现,平时路过的建筑里都有跌宕起伏的过去。
在苏智良看来,上海还有(háiyǒu)(háiyǒu)很多值得建成纪念馆的(de)抗战遗址。“比如能不能考虑在上海南市找一幢房子,去讲述上海安全区的故事?”他说,在安全区的背后,不只是饶家驹,还有各方人士的合力,讲述安全区的故事,也是讲述这些人的努力和心血——应该(yīnggāi)被更多的人看到。
留下“上海安全区”的战争口述史迫在眉睫(pòzàiméijié)
谈到上海安全区,苏智良的(de)(de)脑海中又浮现出很多(hěnduō)人物,“当时江苏省委全力协作饶家驹救助难民(nànmín),其中有女特工黄慕兰、地下党员潘大成——他是饶家驹的学生,后来受饶家驹委托接管了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的工作,还有后来担任(dānrèn)上海市长的曹荻秋、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栋也参与了安全区的工作。”
2015年,苏智良教授与电台记者金亚采访98岁的周克先生,了解地下党(dìxiàdǎng)参与上海安全区(ānquánqū)的往事。
周克(zhōukè)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第二任主任,为安全区的营救工作做出了(le)很多贡献。2015年,苏智良去采访过他。2020年,103岁(suì)的周克在上海去世。如今仍健在(jiànzài)的抗战亲历者越来越少,在苏智良看来,当务之急就是用口述史的方式去记录他们的故事。
“10年前,我们团队就寻找到十几个上海(shànghǎi)安全区的难民,最年长的90多岁,最年轻的也有80多岁,那时他们讲述了被救护的故事(gùshì),10年以后,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了。”苏智良呼吁,应该在保护上海“南市(nánshì)安全区”历史建筑(jiànzhù)的同时,及时保存难民幸存者的口述实录等珍贵遗存。“比如地方志办公室、党史办公室、各种文化事业的文物(wénwù)研究所等,可以去寻访一些老上海抗战的幸存者,看看他们能(néng)不能讲述一些抗战的故事,把这些记录下来。”苏智良说,这些口述记录可能(kěnéng)是一个人的故事,也可能是一个企业、一幢房子(fángzi)的故事。
苏智良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“慰安妇(wèiānfù)”问题研究中心主任。从1991年开始,苏智良和妻子陈丽菲教授在全国(quánguó)范围内系统研究并援助慰安妇幸存者(xìngcúnzhě)群体,为仍然在世的老人们记录口述史。
“有限的档案不(bù)可能记录大(dà)量的人生故事。有些历史的细节,随着当事人的离去,可能就淹没了。所以过去,我采访过好多这样的人。”苏智良(sūzhìliáng)认为,收集这样的资料迫在眉睫。他(tā)还曾采访过参加了“东京大审判”的中国代表团成员、当时担任(dānrèn)助理检察官的高文斌。“大约20年前,我和我的学生去采访他,记录了当时他从上海被遴选(línxuǎn)到东京的过程,讲述他如何(rúhé)工作、如何寻找证据,铁板钉钉地把那些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。”苏智良说,高文斌是当时代表团里最年轻的一位,也(yě)是最后一位“东京大审判”的全程亲历者(qīnlìzhě),2020年,99岁的高文斌在上海去世。
上海是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(de)重要城市,审判地位于虹口区提篮桥监狱。如今(rújīn),这座曾经的“远东第一监狱”已整体搬迁至青浦青东农场,原址不再具有监狱功能。搬迁以后,虹口提篮桥区域如何在(zài)尊重历史的同时推动(tuīdòng)城市更新?苏智良认为这值得关注。
“我们(wǒmen)通常说(shuō)中国近代史多少次对外战争非常屈辱,唯有抗战我们获得了胜利,所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再度复兴的(de)(de)一个重要的起点。所以我们今天缅怀先人先烈,去寻访抗战旧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。”苏智良(sūzhìliáng)说,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天,寻访抗战旧址,我们能从中汲取能量,更坚定地走向城市的明天。
澎湃新闻记者 钱雪儿(xuěér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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